发源于宁波的红帮裁缝曾进京制衣，也曾大胆创业，如今，更是一门非遗技艺。这一期，让我们走进宁波服装博物馆看一张“毛式中山装”的服装定单和它背后那段有关红帮裁缝的故事。

　　位于鄞州区的宁波服装博物馆经历了从民营到国有的历史变迁，在并不算大的两层楼的展厅里，不同时期各式各样的霓裳华服是这里的主角，这里还有一张残缺的服装定单，背后有着一段传奇的故事。

　　这是一张怎样的定单，又有怎样的故事？

　　7月30日，记者走进博物馆找到了这张定单，并在馆长王以林的讲述中走进了一段红帮裁缝进京制衣、大胆创业的传奇。

　　在博物馆一层的红帮大陆创业史展厅内，记者在一个独立展柜内见到了这张传奇的定单，它与面料小样放在一起，看起来并不起眼。

　　这是一张北京市人民服装厂红都服装店的服装定单纸，虽然这张纸的三分之一已经残缺，红色的字也已褪色泛晕，边沿四周也不平整。但这张定单姓名一栏中写着“主席”两字，日期一栏写着“1976年9月9日”。这正是一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制作寿衣的订单，也是一张为毛主席量身定制的“毛式中山装”的订单。如今，当人们到毛主席纪念堂去瞻仰毛主席遗容时，遗体上所穿着的那套灰色中山装正是定单上的这件。

　　所以，这也是一张毛主席的寿衣定单。

　　这件衣服有特殊的地方吗？

　　在摆放这件定单的一侧展柜内，记者也见到了这件中山装的复制品。

　　据王以林介绍，这件衣服不同于传统的中山装，而是一件改良后的“毛式中山装”。新的中山装在原有中山装的基础上进行了三个细节上的改变：第一，将原来中山装两个上袋秃而圆的兜盖，改为弯而尖，使衣服上部更显朝气和动感；第二，改进垫肩的形状，使其与袖口相接处微微上翘，使肩部更加平整；第三，根据主席宽额睿智的脸型，将领子加宽加长，原紧绷的领口也略略微做的宽松。经过改进后的中山装，穿在毛主席身上，更加体现出主席伟岸的体型、庄重的神态和领袖的风采。

　　这件衣服是谁制作的呢？他们是来自红都服装店的红帮裁缝。

　　那么，这件衣服跟宁波有怎样的联系，这张定单和面料小样又是如何被宁波服装博物馆收藏的呢？故事还得从“中共八大”说起。

　　1956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即，北京的红都服装店王庭淼、田阿桐等人受命为主席制作一套中山装，这也是红帮裁缝第一次为毛主席制装。王庭淼（1922—1996）是鄞县甲村人，1933年到上海描身服装公司做学徒，满师后在上海亨达服装店、南京双叶屋服装部、大东洋服店、三星洋服店等从事西服制作。1948年进入上海雷蒙西服店，1956年，响应国家号召随店迁京，到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服装加工部工作。后来服装店并入“红都”，次年起担任红都服装店第二任经理，前后长达20年，周恩来总理赞誉其为“巧匠”。

　　田阿桐（1925—2007）是江苏常熟人，13岁到上海，到奉化人开设的西服店做学徒，成为红帮裁缝。擅长做西装、皮装、旗袍、淑女装等。在上海创设了田阿桐服装店，1956年响应国家号召进京，到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服装加工部工作。后来并入“红都”，任技师。

　　为主席制装，出于安全考虑，不允许近身去测量，只能远远地看。制装却不能量体，这对于一般裁缝来说很难做到，但红帮裁缝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掌握了各种绝技，田阿桐能“目测制装”。然而，主席身材高大，如按原来的中山装样式制作中山装，必定不美观。为此，王庭淼、田阿桐等人多次协商、大胆改革、精心设计制作，一件新式的中山装出炉了。

　　毛主席穿上新款中山装后非常满意，到其去世前的27年间，共在“红都”制作过3套中山装、2件大衣。他经常穿着由王庭淼、田阿桐等人制作的中山装出席各类重要场合。毛主席的中山装明显有别于原来的中山装，很快被细心的记者和外宾们注意，都对这套中山装的式样尤为称赞。久而久之，王庭淼、田阿桐等人创制的中山装有了一个全新的名字“毛式中山装”。天安门前悬挂的毛主席标准像，也改由穿着这款中山装的毛主席照片绘制的，并一直延续至今。

　　毛主席逝世后，王庭淼和田阿桐等人又接到了为毛主席制作最后一套中山装的任务。

　　这些“毛式中山装”都是一样的吗？王以林表示了肯定，毛主席穿过的这些“毛式中山装”都是一样的形制和规格。那么这张定单又是如何从北京来到了宁波呢？

　　原来，这张定单一直被王庭淼珍藏。王庭淼去世后，家人在他的遗物中发现了这张定单，以及当时制作中山装的面料、里衬以及盖在主席身上党旗的面料小样和一张寿衣的照片。后来，王庭淼家人将这几件遗物和其他物品一并捐赠给了家乡的服装博物馆。于是，这张承载着红帮裁缝荣耀的定单和面料小样，便一直在博物馆常设展厅内公开展出了。

　　一把尺子、一把剪刀、一张小板凳，成就了宁波“红帮裁缝”。

　　“红帮裁缝”是近现代中国服装史的主体，他们开创了中国服装史上的诸多第一—— 第一家西服店，第一套西服、中山装，第一部西服专著，第一家西服工艺学校；经历了“横滨港习艺、上海滩成名、沪宁线延伸、京津城引领、东三省跨越、大武汉创优、大西部倾情、东南亚拓展、港澳台溢彩、三江口奉献”的创业历程。

　　红帮裁缝的源流在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姜山镇的孙张漕村，发祥地在毗邻该村的奉化江两岸——姜山、云龙、钟公庙、下应和奉化市的大桥、江口、西坞一带。宁波人习惯上把蓝眼睛、高鼻子和棕色头发的洋人称为红毛人，为红毛人做洋服的裁缝则称为红帮裁缝。

　　红帮裁缝的成名则是在上海。

　　1843年11月，襟江带海、拥有开阔腹地的上海对外开埠，逐渐成为东方大都市。一方面，远隔重洋的欧洲人猛增；另一方面，国内的洋行买办、银行高级职员、富家子弟、社会名流等追随时尚，于是社会上出现了一股 “西装热”。宁波自从辟为通商口岸以后，风气开放较先，又与上海近在咫尺，这股 “西装热”自然影响到了宁波。

　　宁波地狭人稠，尤其是红帮发祥地鄞奉一带，人口增长造成的人与有限自然资源的矛盾更加突出，所以宁波人一向有到上海谋生的传统。“西装热”给聪明能干的宁波裁缝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纷纷涌入上海滩。一时间，开张的西服店号如雨后春笋。从1896年奉化人江良通在钜鹿路开设上海第一家西服店“和昌号”起，到1950年的50余年间，上海的西服店多时候达710余家，而宁波人开的就有420多家，占总数的60%。红帮裁缝以上海为中心，影响波及国内20多个城市及香港、台湾等地区，也传到了日本、新加坡等国家。

　　红帮技艺以父子、师徒为传承方式，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先后有六七代出类拔萃的传人，涌现了大量裁缝状元、巧匠、工艺发明师、国服高手和高级管理人员。他们曾为孙中山先生、党和国家几代领导人、外国元首制作过精美绝伦的服装。

　　在红帮裁缝耀目的历史中，最可道的无疑是中山装的制作。这一中西合璧的新服装可谓是以鄞县为主体的红帮裁缝献给现代中国的珍奇礼物。

　　红帮是一个群体，是中国近现代服装的开拓者；红帮又是一种精神，它凝聚了宁波帮的创业精髓。

　　人的躯干和四肢千差万别，从头到脚各个部位的尺寸和比例都不可能完全一样，所以量体是裁缝的一项硬功夫。红帮裁缝在170多年的发展进程中，形成了西服制作的“四个功”、“九个势”和“十六字标准”，成为中国缝制西服的经典。红帮高手不但能根据顾客的身材将衣服尺寸量准，还能在特殊情况下凭一双眼睛“以目测代量”。

　　红帮裁缝精湛的技艺和高超的经营方法，是他们在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尤其是他们强调的西服制作的“一对一”人性化服务，在工业流水线大批量成衣的今天，尚属凤毛麟角，分外可贵。这样精工细作做成的西服，实质上已超越了单纯服装的含义，而成为一种美轮美奂的手工艺品，不但具有实用价值，还具有欣赏和收藏价值。他们创业和创新的精神，也有力推动了宁波当代服装业的发展。